云南省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的发展历程

云南省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的发展历程

一、引言

彝族，作为中国西南地区的古老民族，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彝族文化源远流长，涵盖了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宗教信仰、天文历法、传统习俗等诸多领域，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璀璨的明珠。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彝族人民以其独特的智慧和创造力，传承和发展着本民族的文化，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是全国两个彝族自治州之一，这里彝族人口众多，彝族文化底蕴深厚，彝族的十三个支系在此汇聚，囊括了滇、川、黔、桂四省区彝族文化的基本内容，是彝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要区域。对楚雄彝族文化的深入研究，不仅有助于挖掘彝族文化的丰富内涵，展现彝族人民的精神世界和生活方式，而且对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民族团结和文化交流具有深远的意义。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后更名为楚雄彝族文化研究院）作为专门从事彝族文化研究的机构，在彝族文化研究领域发挥着关键作用。其发展历程见证了楚雄彝族文化研究从起步到逐步繁荣的过程，对彝族文化的传承、保护、研究和创新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深入探究该研究所的发展历程，能够清晰地了解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脉络、取得的重要成果以及面临的挑战与机遇，为未来彝族文化研究事业的发展提供宝贵经验和有益借鉴。

二、研究所的创立背景 2.1 彝族文化的深厚底蕴与保护需求

彝族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彝族拥有自己独特的语言文字，彝文是一种古老的文字，其历史可追溯至数千年前，用彝文记载的古籍文献浩如烟海，内容涵盖了历史、文学、宗教、哲学、天文、地理、医药等诸多领域，是彝族人民智慧的结晶。彝族的文学艺术丰富多彩，史诗《梅葛》《查姆》等以其宏大的叙事和深刻的内涵，展现了彝族人民对世界起源、人类发展的独特认知；彝族的音乐舞蹈独具特色，如热情奔放的左脚舞，节奏明快，动作矫健，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情，是彝族人民表达情感、庆祝节日的重要方式。彝族的宗教信仰以自然崇拜、祖先崇拜为主，毕摩作为彝族宗教文化的传承者和执行者，掌握着丰富的宗教仪式和经典文献，在彝族社会中具有重要地位。

然而，历经岁月的洗礼和社会的变迁，彝族文化面临着诸多挑战。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一些传统的彝族文化习俗逐渐被淡化，许多珍贵的彝文古籍文献散落民间，面临着损毁、失传的危险。彝族文化的传承后继乏人，年轻一代对本民族文化的了解和认知逐渐减少。因此，抢救和保护彝族文化遗产，成为当时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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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时代背景与政策支持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各项事业蓬勃发展，文化领域也迎来了新的春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将抢救民族文化遗产 “救书、救人、救学科” 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民族文化研究纳入了社会科学范畴并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楚雄州委、州政府具有前瞻性地认识到彝族文化保护与研究的重要性，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将彝族文化研究工作提上日程。

1981 年底，楚雄州委、州政府决定筹建楚雄彝族文化研究室，并致函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寻求业务指导。这一举措得到了省委宣传部的批复，1982 年 1 月，我国彝区第一个少数民族文化研究机构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楚雄彝族文化研究室” 正式成立。这一机构的诞生，为彝族文化研究搭建了专业平台，标志着楚雄彝族文化研究工作进入了有组织、有计划的新阶段。

2.3 筹建过程中的关键人物与事件

在楚雄彝族文化研究室的筹建过程中，刘尧汉教授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刘尧汉先生 1922 年 7 月出生于云南楚雄哀牢山区的彝族家庭，是新中国第一个彝族教授。他长期致力于彝族文化研究，在彝族历史、哲学、宗教等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对彝族文化怀有深厚的感情和强烈的责任感。楚雄彝州加快民族文化繁荣发展的需求与刘尧汉先生培育彝学人才、推动彝族文化研究的愿望不谋而合。1983 年 4 月，刘尧汉教授响应智力支边的号召，受聘创建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并出任所长。

在刘尧汉教授的带领下，研究室积极开展各项筹备工作。从人员招聘到办公场地的落实，从研究方向的确定到研究资料的收集，每一个环节都凝聚着大家的心血。研究室初建时，定编 11 人，实有 8 人，其中具有大学学历的仅有 2 人。面对人员少、专业力量薄弱的困难，刘尧汉教授亲自指导研究人员开展工作，通过举办培训班、学术讲座等方式，提升研究人员的专业素养。同时，积极与外界联系，广泛收集彝文古籍文献和相关研究资料，为后续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84 年 1 月，研究室正式升格挂牌为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从此，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在刘尧汉教授的引领下，踏上了蓬勃发展的征程。

三、发展初期（1982 - 1990 年代初） 3.1 机构设置与人员队伍建设

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成立初期，为了适应研究工作的需要，设立了文学历史研究组和语言文字研究组。文学历史研究组主要致力于彝族历史文化的研究，包括彝族的起源、发展历程、重大历史事件、文学作品等方面的研究；语言文字研究组则专注于彝文的研究，包括彝文的起源、演变、语法结构、词汇特点等，以及彝文古籍的翻译和整理工作。这两个研究组的设立，明确了研究所初期的主要研究方向，为后续的研究工作提供了组织保障。

在人员队伍建设方面，研究所积极引进和培养专业人才。除了刘尧汉教授的指导，还通过多种途径吸纳人才。一方面，从高校招聘相关专业的毕业生，为研究所注入新鲜血液；另一方面，注重对现有人员的培养，鼓励研究人员参加各类学术培训和交流活动，提升他们的专业水平。在这一时期，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数量逐渐增加，专业结构不断优化。到 1990 年代初，研究人员已发展到一定规模，学历层次也有所提高，形成了一支具有一定实力的彝族文化研究队伍。例如，通过与高校合作，选派部分研究人员到高校进修学习，系统学习民族学、历史学、语言学等相关专业知识，这些人员学成归来后，成为研究所的业务骨干，为彝族文化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3.2 早期研究工作重点与成果 3.2.1 彝文古籍的收集与整理

彝文古籍是彝族文化的重要载体，然而由于历史原因，大量彝文古籍散落民间，面临着损毁和失传的危险。因此，收集和整理彝文古籍成为研究所早期的重要工作之一。研究人员深入到楚雄州的各个县区，尤其是彝族聚居较为集中的地区，如武定、双柏、元谋、禄丰等地，走村串户，向彝族群众宣传保护彝文古籍的重要性，动员他们捐赠或出售家中收藏的古籍。通过不懈努力，研究所收集到了大量珍贵的彝文古籍抄本、刻本，共计 700 余部，加上复印、拍照、借抄等方式获取的资料，共收存彝文古籍千余部。

在收集的基础上，研究所组织专业人员对彝文古籍进行整理和编目。研究人员对每一部古籍进行详细的登记，包括古籍的名称、作者、年代、版本、内容简介等信息，为后续的研究和利用提供了便利。同时，为了更好地保存和保护这些古籍，研究所安排技术人员对部分破损严重的古籍进行装裱修补。由于当时的技术条件有限，装裱工作面临诸多困难，但技术人员凭借着精湛的技艺和高度的责任感，认真细致地对古籍进行修复，使许多濒危古籍得以保存下来。例如，在整理一部清代的彝文古籍时，发现其纸张已经严重破损，字迹模糊不清。技术人员经过多次试验，采用了特殊的纸张和修复工艺，经过数月的努力，成功地将这部古籍修复完好，为研究彝族古代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3.2.2 彝族历史与文化的基础研究

在开展彝文古籍收集整理工作的同时，研究所还注重对彝族历史与文化的基础研究。研究人员运用实地调查、文献研究和文物考证相结合的方法，深入探究彝族的历史发展脉络和文化内涵。他们深入彝族聚居区，与彝族群众生活在一起，观察他们的日常生活、传统习俗、宗教信仰等，获取第一手资料。同时，查阅大量的汉文献和彝文文献，从不同的角度对彝族历史与文化进行研究。

在彝族历史研究方面，研究人员对彝族的起源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通过对考古资料、文献记载和民间传说的综合分析，提出了一些具有创新性的观点。例如，在对楚雄地区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一些与彝族文化相关的文物，研究人员结合彝文古籍中的记载，认为楚雄地区可能是彝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在彝族文化研究方面，研究人员对彝族的宗教信仰、民俗文化、文学艺术等进行了系统研究。对彝族毕摩文化的研究，详细阐述了毕摩在彝族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毕摩经典的内容和价值；对彝族民俗文化的研究，深入分析了彝族的传统节日、婚丧嫁娶习俗等，展现了彝族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这一时期，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在国家级、省级报刊上发表了大量关于彝族历史与文化的研究文章，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3.3 《彝族文化》刊物的创刊与影响

1984 年，由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主办的学术刊物《彝族文化》正式创刊。该刊物的创刊，为彝族文化研究搭建了一个重要的学术交流平台，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彝族文化》创刊初期为年刊，连续出版十三年共 14 期（其中 1985 年为庆祝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首届彝学会在西昌召开而增设专刊）。为了适应彝学发展的需要，1997 年改为季刊。

刊物内容丰富多样，涵盖了彝族文化的各个方面，包括彝族历史文化、社会调查、民俗研究、产业开发、文学艺术、彝文古籍、彝族医药、彝学信息等重点栏目。所刊文章大多为研究人员实地调查获得的新鲜、翔实的第一手资料，提出的观点新颖且具有创见性。例如，在一篇关于彝族传统村落文化的调查研究文章中，研究人员通过对楚雄州某彝族传统村落的深入调查，详细描述了村落的布局、建筑风格、传统文化传承等情况，分析了传统村落文化面临的困境，并提出了相应的保护和发展建议，受到了学术界和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彝族文化》不仅发表了研究所内部研究人员的大量优秀成果，还吸引了全国各地众多专家学者投稿。许多著名学者曾为该刊题词或撰稿，如原南京大学名誉校长匡亚明教授生前评价：“《彝族文化》的刊行是一个创举，而且内容丰富，资料充实。我国少数民族中专为研究本民族文化而设立的杂志、刊物不多，很希望它能长期办下去。” 该刊物的发行，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成为彝族文化研究的重要学术园地，为推动彝族文化研究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通过与全国各社科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交换学术资料，加强了与外界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提升了研究所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四、发展壮大期（1990 年代中 - 2000 年代末） 4.1 研究领域的拓展与深化

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在 1990 年代中期至 2000 年代末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研究领域。在原有彝族历史、文化、语言文字研究的基础上，逐渐向彝族哲学、经济、法律、天文、地理、医药等多学科领域拓展。

在彝族哲学研究方面，研究人员深入挖掘彝族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想，对彝族的宇宙观、人生观、价值观等进行了系统研究。通过对彝文古籍和民间传说的分析，探讨彝族哲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以及其对彝族社会生活的影响。研究发现，彝族的宇宙观中蕴含着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认为宇宙万物是由水、火、气等基本元素构成的，这种观点在彝族的创世神话和传统祭祀仪式中都有体现。

在彝族经济研究领域，研究人员关注彝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历程和现状，分析彝族传统经济模式与现代经济发展的结合点。对彝族的传统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等进行了深入调研，探讨如何在现代社会背景下，利用彝族地区的资源优势，发展特色经济，促进彝族地区的经济繁荣。例如，研究发现彝族地区的一些传统手工艺产品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市场潜力，通过对其进行产业化开发，可以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

在彝族法律研究方面，研究人员对彝族的传统习惯法进行了整理和研究。彝族传统习惯法在维护彝族社会秩序、规范人们行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研究人员通过对彝族社会的实地调查和对相关文献资料的分析，梳理出彝族传统习惯法的主要内容和特点，以及其在现代法治社会中的传承与变革。

此外，在彝族天文、地理、医药等领域，研究所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对彝族天文历法的研究，揭示了彝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积累的丰富天文知识，如彝族的十月太阳历，其科学性和独特性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彝族地理研究方面，研究人员对彝族聚居区的地理环境、生态资源等进行了深入研究，为彝族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在彝族医药研究领域，研究人员挖掘整理了彝族传统医药知识和疗法，对一些具有独特疗效的彝族草药进行了研究和开发，为人类健康事业做出了贡献。

4.2 《彝族文化研究丛书》的编撰与出版

为了系统展示彝族文化研究成果，推动彝族文化研究的深入发展，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在这一时期组织编撰并出版了大型学术 “丛书”《彝族文化研究丛书》。该丛书涵盖了彝族文化的各个方面，共计四十余种，涉及历史、经济、宗教、历法、法律、语言文字、医药、哲学、建筑、民俗等诸多领域。

这套丛书的编撰过程历时多年，凝聚了研究所众多研究人员的心血。研究人员们深入彝区，进行实地调查，获取大量第一手资料，并结合文献研究和理论分析，对彝族文化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和阐述。在编撰过程中，注重学术性与可读性的结合，既保证了研究成果的学术质量，又使更多的读者能够了解和认识彝族文化。

例如，丛书中的《彝族哲学思想史》一书，对彝族哲学思想的发展演变进行了系统梳理，从古代的原始哲学思想到近现代的哲学发展，深入分析了彝族哲学思想的特点和内涵，为彝族哲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彝族传统民居建筑文化》一书，通过对彝族传统民居建筑的实地考察和研究，详细阐述了彝族民居建筑的风格、结构、功能以及其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展现了彝族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

《彝族文化研究丛书》的出版，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得到了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云南大学黄泽教授评价说：“以刘尧汉先生为首的彝族文化学派，集中本民族现代学人和传统头人、祭司，共同整理、研究而推出的《彝族文化研究丛书》，堪称一种弘扬、保护本民族文化的模式。” 这套丛书的出版，不仅为彝族文化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理论支持，也为传承和弘扬彝族优秀传统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4.3 毕摩文化研究的深入开展与相关举措

毕摩文化是彝族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承载着彝族远古到近代的历史文化、政治、军事、宗教、艺术、医药等丰富知识，对彝族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在这一时期进一步深入开展毕摩文化研究，并采取了一系列重要举措。

4.3.1 毕摩文化资料的进一步普查与收集

为了全面掌握毕摩文化资料，研究所组织研究人员再次深入彝区，对毕摩文化进行了更为广泛和深入的普查。研究人员不仅走访了毕摩本人，还与彝族群众进行了深入交流，收集了大量关于毕摩的生平事迹、宗教仪式、经典文献、技艺传承等方面的资料。在普查过程中，发现了一些新的毕摩经典文献和传统技艺，丰富了毕摩文化的研究内容。

同时，加大了对毕摩经的收集力度。通过与毕摩及其家属的沟通协商，以及政府的支持和鼓励，研究所又征集到了一批珍贵的毕摩经。到 2007 年底，研究所共收集到近千部彝文古籍，其中大部分为毕摩经。这些毕摩经内容丰富多样，包括祭祀经、占卜经、驱邪经、历史传说经等，为深入研究毕摩文化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基础。

4.3.2 召开三届全州毕摩座谈会（培训会）

毕摩是毕摩文化的创造者、掌握者和传承者，他们通晓历史地理、天文历法、医药、歌舞，古彝文、彝文献、口碑经主要掌握在他们手中。为了肯定毕摩对彝族文化所做的贡献，激发他们传承传统文化的积极性，在州委、州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民族工作主管部门和彝族文化研究所联合举办了三届毕摩座谈会（培训会）。

1982 年召开的首届全州毕摩座谈会，主要目的是落实毕摩政策，鼓励献书。在此次座谈会上，禄劝籍毕摩张兴一人就献出了他在 “文革” 中冒险保护下来的